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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青秘书只因送错一封信换来八年秦城生活

本文摘自《温故(十三)》,广西师范大年夜学出版社

成为“坐探”今后

送错一封信,成为“囚徒”

在1967年12月尾的一天,我(时任江青机要秘书)收到一封从“中央文革小组干事组”转来的给江青的信。这封信是北京某个片子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的。信很长,有十几页,上万字。我因事情忙,赓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,这封信我是分几回陆续看完的。在这封信中,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,说她也曾经叫过“江青”这个名字,解放后就改了;又说,她有一些存款,乐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;再便是说到,她在“文革”中受到的冲击,以及赞扬江青的话,等等。她写这封信的目的,无疑是盼望江青为她说句话,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受到的冲击。我认为这封信很难处置惩罚——之以是有这种感到,是我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,怕处置惩罚错了,负不起责任。于是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。条子上写的是:“江青同道:这封信有您的名字。”我所谓“有您的名字”,并不是说信的“昂首”,这是写给江青的信,当然昂首是江青,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——意思是说,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。再说一次,这一点我是误会了——确确凿实误会了,这位写信人和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系。我千万没想到,由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。

第二天,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,当着戚本禹、姚文元的面,板着面孔,把信往桌子上一摔,厉声责问我: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?目的是什么?”一会儿,我吓呆了,不知怎么回事。垂头一看,是我“请示”她的那封信,我轻轻而又恐惧地说:“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?”江青怒气鼓鼓地说:“蒙昧!蒙昧就要犯差错,就要犯罪。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,拿郭沫若的《洪波曲》来看看!”在江青这个严峻斥责后,我确凿借了郭沫若的《洪波曲》看。《洪波曲》上讲到,抗日战斗爆发后,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、重庆,一部分人去了延安,江青便是属于去延安的,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。

只管江青疾言严容地斥责,但因为我心中无鬼,以是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在今后的几天里,我仍旧一如既往地事情。但江青对我的立场却变了。在一个礼拜的光阴里,江青不按铃叫我,也不叫我送文件,或发文件。碰巧这个礼拜和我一同担负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;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,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,我领着杨去见江青(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,还未零丁直接见过江青)。我向江青申报说:“江青同道,杨银禄同道回来了。”江青没好气地大年夜声说:“他回来了,你还上来干什么?!你顿时把文件盘货给杨银禄同道。”我悻悻地脱离了江青的办公室。

就在这一天,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。晚上八九点钟,陈伯达、汪东兴找我发言。陈伯达说:“你是搞翰墨事情的,照样回干事组事情吧。”汪东兴说:“不忙。要例行一下手续,这是事情职员脱离头长身边时的规矩。”他让我料理一下自己的器械,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。在路上,汪东兴很和睦地对我说:“你没事,你的档案我都看过,你是我挑来的。”我也很坦然,觉得自己既没历史问题,也没现行问题,表示不怕例行手续。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,汪东兴就走了——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;“文革”后汪东兴奉告我,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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